【「溫」故知「新」】極端酷熱殺埋身 如何為香港降溫？

香港已頻繁受極端天氣的影響，應對氣候暖化的工作不止在停留減排層面，適應(adapation) 措施亦變得逼在眉睫。相對極端暴雨和十號風球，極端酷熱是種「日常」的極端，中暑死亡個案屢見不鮮，「殺人」於無形。要降溫避免中暑，除了多飲水及用電風扇外，為下一代的生存城市應對酷熱方面亦急需一套整體的適應策略。

研究員整理了過往十多年香港在「城市降溫」方面的應對策略及其最主要的措施。

▍策略一：增加城市綠化面積

目的：植物，尤其樹木，能吸收熱力和庇蔭路面，有效非常地為城市降溫。

➤政府在廿年前制定《市區綠化總綱圖》及《新界綠化總綱圖》【註1】，開始系統地增加市區綠化面積，在市區種植植物25000棵，並擴展至不同新市鎮。

➤在2023年發佈《街道選樹指南》【註2】，就不同城市地景中的建議種樹選擇，並將作為降溫關鍵樹蔭覆蓋大小納入考慮【註3】。不過市區植樹綠化有限制，護養工作做得不好，樹木無法長出大型樹冠，其降溫效果亦大打折扣。

*效果：但2019年的審計署報告發現【註4】，逾半的綠化地點護養工作不足。因在市區植樹有空間不足及業權限制問題，不難見到街邊新植樹木或灌木奄奄一息，難以長大，即使有其美化效果多，降溫效果亦成疑。

▍策略二：綠色建築

目的：避免建築物在日間吸收太多熱力，同時減少降溫所需的能源消耗。

➤2011年起推出《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註5】，建議新建築物的綠化覆蓋最少達其地盤面積的20-30%，隨後亦指示所有政府新建築物需達到同樣要求【註6】。

➤私人建築方面，則沒有強制要求，不過若然達到綠化20-30%其地盤面積，則有資格申請樓面面積豁免，換句話說能起更多樓面面積，作為對發展商的誘因。

➤2010年推出「綠建環評」綠色建築認證系統，評估新建築的「可持續地塊發展」(sustainable site)及「健康與安舒」(health and wellbeing)，當中有評核建築制定的城市熱島緩減措施(urban heat island mitigation)、如何影響人的「熱舒適」程度(thermal comfort)等【註7】。設計能有效達致更高「熱舒適」程度，或有更高對抗城市熱島效應的話，則能獲得較高級別，採取的主要方案通常是較好的建築設計，和建築物綠化。現時所有政府新建築物均須獲得「綠建環評」認證，但同樣地對私人建築沒有強制要求，主要是提供誘因期望他們參與。

*效果：
➤近年政府新建築物已達至相關標準，其效果顯著，但若以整體對城市降溫的效用，影響主要只集中在局部範圍。由於私人建築物遠比政府建築物多，只強制政府建築物達到標準，在整體層面成效有限，關鍵是私人發展商亦要跟隨。

但給予私人發展商誘因的效果亦有限。研究員曾考察過部份有做垂直綠化的新私樓的實際情況（垂直綠化有助達致最低綠化面積標準，作為申請樓面面積豁免的先決條件），發現有植物頻頻枯死、綠化位置半空置、甚至以假植物代替真植物的情況甚為普遍【註8】。部分項目在獲得財政誘因後，後續維護綠化的動力有限，實際上降溫的成效，即使未有人量度（缺乏持續監察亦是個大問題），也能估計是相當有限。

➤最有效降溫的綠色建築元素為天台綠化，但2016年城大綠化天台倒塌後，不少私人發展商對綠化天台也驚弓之鳥【註9】，信心恢復需時，中短期內廣泛實踐並為建築物降溫的前景不大。現時只局限在政府建築及學校「先行」，但同樣地，只局限於「先頭部隊」而不在私人建築普遍實行，整體降溫效果大打折扣，不過要現存私人建築普遍實行（如舊樓），亦有實務上的困難。

➤綠化標準著眼在新建築及重建項目，未能處理舊區／基層生活環境的降溫問題，造成各階層之間的氣候不公。

▍策略三：城市設計及通風標準

目的：在城市設計的維度，避免建築物阻擋空氣流通積聚熱力。

➤因應沙士疫情及「屏風樓」問題，2006年政府訂立《空氣流通意向指引》，要求政府大型工程作《空氣流通評估》【註10】並將結果公佈於登記冊【註11】。

➤2016年，規劃署聯同本地學者制訂了《都市氣候規劃建議圖》【註12】，將香港從規劃層面，分為五區（即氣候分區），以熱負荷及風流通潛力為參數，要求政府在規劃時考慮氣候壓力、主動紓緩熱壓力高及風流通量不足的地區，在較脆弱的氣候分區（如港九市中心）增加建築物的「通透度」和規管建築物高度和體積等，以幫助散熱。

➤規劃署在2016年訂立《藍綠空間概念性框架》【註13】，引導城市規劃要善用藍（水）和綠（植物）資源，令城市變得更宜居。

*效果：多停留在指引層面，執行力較弱。《空氣流通意向指引》僅為行政指引而非法例，《藍綠空間概念性框架》僅為框架，具體執行細則尚未完善；而《空氣流通評估》的標準則有改善空間，例如暫時未有要求空氣流通基線評估（baseline study)，則無法準確預視發展計劃對空氣流通及熱舒適度的影響。

▍策略四：直接降溫

目的：提供少量直接降溫措施，主要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爲個別弱勢群體和高風險職業提供直接降溫幫助

➤政府部門（部分措施）：民政事務處的臨時避暑中心和「蔭涼益廈」行動（為基層家庭及建造業工友消暑的活動）【註14】；勞工處訂立工作暑熱指數及天文台的熱壓力評估，供僱主參考避免僱員在工作期間中暑、食環署為前線清潔工人安裝太陽能清涼休息站等【註15】。

➤業界自願（部分措施）：訂立職業安全指引及酷熱天氣資訊，如「最佳酷熱天氣下職安健計劃」【註16】、職安局的「太陽能清涼休息站」為在偏遠地點工作的工友設立休息站【註17】、九巴流動空調候車室【註18】等。

➤弱勢社群補助（部分措施）： 兩電透過「社區節能基金」和「智惜用電關懷基金」項目協助弱勢社群，包括為合資格基層家庭和劏房住戶提供現金資助【註19】

➤社區組織（部分措施）：賽馬會「熱島．熱不倒」社區抗熱計劃【註20】、明愛「暑熱支援勞工休息站」【註21】、聖安德肋堂禧年暑熱休息站【註22】、社區氣候應變關注組「消暑物資流轉計劃」【註23】

➤科研合作（部分措施）：「3倍隔熱組裝合成系統」，用於日漸流行的組裝合成建築（MIC)【註24】，科商用級零排級空調系統【註25】、「抗熱服」等【註26】。

*效果：多為一次性或非恆常措施，屬不穩定（例如會隨計劃資助而完結）；科研和業界措施亦零散，受惠者局限於某群體；部分科研產品昂貴，難普及應用，而非政府組織自行安排的措施局限於服務對象而非普羅市民。總括而言，雖然政府內外已意識到即時降溫的重要性，但十分依賴非政府組織或業界自行安排，雖然部分有財政支援，但暫時未有清楚的整體策略引導資源分配。

香港不是沒有應對極端氣候的想法，《香港氣候藍圖2050》有策略應對【註27】，但對於「極端氣候」的努力很著重於長遠減碳，至於逼在眉睫的極端氣候應對的適應與應變，重點則放在強化基建設施處理海平面上升、應對極端暴雨和颱風、乾旱和防洪等，即時應對酷熱和降溫措施則著墨較少，依舊是以綠色建築設計為主力。這雖然重要，但正如前述，其效果較為緩慢和局部，在逼在眉睫的直接降溫的整體策略上，實在有進步空間。

▍「“What-if”」情景主導降溫決策思維：冷卻新加坡計劃 （Cooling Singapore)

//如果在這條街重建一座100米的高樓大廈，會令這條街在夏天日間會升溫多少？」
//如果這座新大樓加設了100平方米的綠化天台，及在某牆壁假設100平方米的垂直綠化，會令周邊環境平均降溫多少？」

以上問題，是思考城市設計如何協助城市降溫人士會想到的問題，而這方面需要具體資料和模擬情況協助，而一般的環境影響評估，以致空氣流通評估，沒有如此細緻，在這方面新加坡近年的策略和經驗十分值得參考。

新加坡近年已在整體策略層面思考如何為城市降溫。在2017年，新加坡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推出「冷卻新加坡計劃」 （Cooling Singapore)【註28】。不同於個別降溫措施，或城市設計規劃指引等等，「冷卻新加坡計劃」是一個持續多年的研究計劃，引導著政府的降溫政策，及透過模擬(modelling)去具體預計每項降溫措施的成效。

➤針對面：減低新加坡熱島效應(urban island effect) 、增加市民的「熱舒適」程度，涵蓋除了城市綠化、城市設計等範疇。

➤利用數據模型及模擬工具協助降溫決策：新加坡「數位城市氣候雙胞胎」(DUCT) 為「冷卻新加坡計劃」的旗艦計劃【註29】，是包含新加坡建築物、交通、植被、地面、風、陽光等因素的城市數據模型，讓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夠測試不同情境的溫度影響【註30】。簡而言之，就是將整個新加坡的地理和城市狀況數碼化，並按不同情境（例如實行某發展計劃、實施某降溫措施，或某公共政策），透過 “what-if” 情景下，模擬擬議措施的降溫或升溫影響，繼而幫助城市降溫的決策，具科學基礎。

➤DUCT的數據，採集自全新加坡的城市數據，並以此為基礎，細緻地模擬不同城市氣候及不同規劃方式（細至樹種）帶來的降溫效果。

➤DUCT的應用不止於城市設計，在2020年，DUCT的數據用來模擬不同交通政策對城市溫度的影響：若新加坡全面淘汰傳統汽車引入電動汽車， 模型模擬道路旁會在繁忙時間降溫最多0.9°C，此模擬結果有份改變新加坡的交通政策：2040年前，所有柴油車將被淘汰【註29】。

雖然香港與新加坡的氣候和城市環境有所不同，政策制定的環境差別則更大，但新加坡的降溫策略在降溫策略的廣度與系統性上，新加坡的做法更為多元，值得參考。

一、承認城市升溫和熱島效應已經影響市民日常生活，單靠減排並不足夠，同時間採取更進取的直接降溫政策

二、單項措施(measures) 或純粹資助非政府組織進行直接降溫並不足夠，而是要有政策(policy) 思維，包括有政策目標、能量度、持續監察並按目標調整政策的面向，個別單次措施難以做到相同效果。

三、直接降溫措施的決策需深思熟慮，而決策需要實證為本(evidence-based)、並可量度。善用大數據取得決策所需的城市數據屬關鍵，而政府官員亦須重視這些實證數據，以採取最有根據的行動。

四：比起單項措施或著眼直接降溫策略，此全局觀的政策視野能開拓不同為城市降溫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