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層出不窮】貧窮標準萎縮 如何限制對貧窮的想像?
發佈時間:2024年2月23日 #貧窮標準 #精準扶貧 #脫貧
香港貧富懸殊全球最嚴重,令一直將香港定位為國際都市的港府十分尷尬。扶貧委員會於2013年成立後每年公佈香港貧窮率,由2014年起,貧窮率不斷上升至2020年的23.6%(政策介入前數字。政府稱政策介入後,政府稱貧窮率連年改善至2021年的7.9%),其後停止公布香港貧窮情況。
經過3年無新資料公佈後,今屆政府表示以往單一指標量度貧窮情況並不適合,今年內採用新的量度指標「精準扶貧」【註1】,由以往用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界定「貧窮人口」,改為針對劏房戶、單親戶和長者戶三個目標群組,「多面向」評估這些群組的貧窮情況。在大幅收窄縮窄的研究範圍下,可預期在新標準下,貧窮率必然下降,很多窮人連呻窮的資格都被剝奪。
► 133萬人 或被瞬間「脫貧」
我們嘗試粗略推算,在新的劃線標準下多少人能瞬間「脫貧」。根據上一份公佈的《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註2】,當時的全港貧窮人口約165.3萬人。政府去年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貧窮量度標準,文件提及劏房戶、單親戶和長者戶合計約95.1萬人,當然當中並非全部人都是貧窮。參考《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長者人數達18.75萬人、單親家庭戶的貧窮人數為2.8萬人,劏房戶方面政府則未有提供貧窮人數。
假設政府在新標準下,沿用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以下為貧窮,那麼參考2021年人口普查【註3】,我們粗略可以將半數劏房戶界定為貧窮人口*,即10.71萬人(未排除與長者戶、單親戶重疊的人數,但根據人口普查其佔比不高,約14%)。以上三個數字加起來,即三個目標群組的貧窮人口大概是32.3萬人。假設四年間三個目標群組的貧窮情況不變,政府今次「精準扶貧」下,帳面上立刻令全港貧窮人口減少133萬。
► 欠客觀標準 無家者不再被視為貧窮?
政府指貧窮線只計收入不計資產,會使很多有資產的退休人士被誤判為貧窮人士,不過是次改動貧窮定義,卻令未有被選上的貧窮群體如在職貧窮、少數族裔、新移民、貧窮青年、殘疾人士,瞬間「脫貧」,他們為何在政府的扶貧政策框架內被剔走?其理據是什麼?政府暫時沒有解釋,唯一可見蛛絲馬跡的,是改革扶貧政策和策略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紀要【註4】,有委員問及無家者會否成為目標群組,但政府回應指人數較少,故不納入目標群組。
在政府統計中,無家者數目確實少,維持在1,400多人,但這只是在社署登記的露宿者人數。在市民平常生活的感知上,以至在前線協助無家者的社福團體,都能告訴大家真實數字遠高於官方數字【註5】,而沒在社署登記,不代表那些無家者不存在,在統計數字上遺下無家者,現在索性連他們的貧窮問題一併無視。
即使先不討論以群體作為扶貧目標並作出篩選是否有其合理性,這樣預先按群體篩選的標準,背後牽涉很多假設,例如所有無家者都會向社署登記,合理與否顯而易見。而即使人數真的少,他們面對的貧窮情況可以極其惡劣,或有其獨特的原因,他們應否被幫助,不應只與其人數多寡掛勾。
► 改動貧窮線 「一雞兩味」達致KPI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揀選的三個目標群體:單親戶、長者和劏房戶,都是現時政府重點的扶貧對象,是次改動貧窮線定義,在定義上除了令人擔心政府是否放棄對其他貧窮群體的承擔,近期政府的舉動,更計劃透過更改統計方法,疑似縮減對這貧窮目標群體的承擔。
舉例說劏房戶,幾個月前李家超就在《施政報告》提出要定義「劣質劏房」,然後量度貧窮的標準又改為「多面向」評估(包括居住環境)。具體來說,可以想像劏房如果有了獨立廁廚,將來不但可以擠身「優質劏房」之列,更有助住戶「脫貧」。如是者,若果不幸地「劏房戶擁有獨立廁廚」成為是否貧窮的指標,則與劏房戶的現實處境有頗大距離。
從政策層面而言,在改動貧窮線定義後,政府似乎並不需要為扶貧付出太多額外資源,甚至能夠縮減資源,更能夠在現行政策下「一雞兩味」,一次聲稱已取得解決劏房及扶貧的成效。這樣政府可能慳水慳力,但對解決整體的貧窮問題並無幫助。
► 收窄社會對貧窮的理解
改變量度貧窮人口的標準,不單單是人數上的分別、差別待遇的開始,更限制了社會對「貧窮」的理解。以往以全港人口為貧窮的量度對象,意味著貧窮是社會整體的問題、承認貧窮有經濟上的結構性原因,所以要運用政府資源扶貧。然而,當改以三個目標群體為扶貧對象,政府資源特別投放在這三個群體身上,則未有將貧窮視為社會整體問題,而是成了個別群體的問題。這將會影響社會大眾怎樣理解貧窮,以至政府資源運用的討論也會有所不同:由討論整體的財富再分配,變成討論個別群體獲得多少支援才算恰當,而不獲選的群體進一步被邊緣化,跌出討論之外。
► 量度貧窮的其他方法
政府提出改變量度標準的理據,是在於過往以入息為單一指標存在局限,未有考慮資產、負債、非現金福利轉移(資助房屋、免費教育等)。然而,在政府建議中的新量度標準以外,還有什麼討論?量度貧富懸殊最常見的是堅尼系數,此外,樂施會孔繁強亦提及過Palma Ratio,以頂層10%人的收入或財富,除以底層40%人的收入或財富,得出數值少於1代表較為平等、數值越大代表越不平等【註6】。參考Our World in Data公布的Palma Ratio【註7】,香港數字更新至2016年,數值達5.54。貧富懸殊之嚴峻,更反映貧窮有結構性原因。
►►► 結論: 自創「貧窮界別」限制扶貧工作
這次改動,美其名是「精準扶貧」,實質是摒棄貧窮線作為客觀量度貧窮狀況的尺去量度,創造一個全新的「貧窮界別」,透過狹義定義「誰能貧窮」,層層篩選之下有相當大的操作空間,政府可堆砌它想要的數字,很容易就能證明其扶貧工作快、狠、準。過往政府屢比批評忽視貧窮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亦並不重視貧富懸殊和財富再分配,面對不斷惡化的貧窮情況,政府的選擇竟是另創貧窮定義。
美國史丹福大學學者於2023年底的研究文章【註8】指出,扶貧成效評估很大程度基於機構選擇如何量度貧窮。而明顯的是,香港政府現在重新定義「誰可以貧窮」,勢必可大幅減低貧窮率,然後可以「心安理得」地繼續維持現有十分有限的扶貧措施。但篩選之後,政府在政策層面上將不會看到社會真實的貧窮狀況,扶貧資源難以精準地放到最應該投放的位置,為社會添加不穩因素。
*參考2021年人口普查,劏房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為$15,300,即半數劏房戶的每月入息低於$15,300。假設沿用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為貧窮線,則為$27,500/2=$13,750,略低於劏房戶的每月入息中位數。本文在此粗略將半數劏房戶計為貧窮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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